關于仿古建筑興起的文化因素
時代的演進，迅猛地涂抹著城市記憶，改變著建筑形態內容。人們習慣于以技術語義和功能語義闡述著建筑的含義，機械地將建筑視為工業化的產品，卻忽視了建筑在文化體系中承載的文化記憶和生活情趣功能，給觀察者和使用者留下了索然無味的感觸，也使我們的環境顯得冷漠和蒼白。
數千年的中國建筑史實際是數千年的文化史，積淀著社會倫理、風俗習慣、宗教精神、審美意識等豐富的文化蘊涵。西周時期建筑的左祖右社平面布局表現了當時的禮法制度；明清時期祭祀天地的天壇地壇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凡此種種，文化通過建筑形式展示給人們看，試想有著五千年文化積淀的中國，其建筑設計如果缺乏文化思想，尤其缺乏傳統文化的支撐.那么我們生活的建筑空間將是何等的蒼涼，何等的淺薄。
連接歷史的傳承過去，講述傳統的古建筑符號的消亡，并不意味著人們對傳統建筑符號消費的需求的終結，相反隨著古建筑的日益稀缺，人們的注意力從單純的物質追求，回歸到精神層次的滿足時，對于傳統建筑符號及其背后的文化所指的需求也會日益增加。仿古建筑形式的出現，為多元文化的社會增添了歷史和現實之間構筑了一條溝通的橋梁。
仿古建筑形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仿古建筑形式是指利用現代建筑材料或傳統建筑材料，對古建筑形式進行符合傳統文化特征的再創造；狹義的仿古建筑形式是指利用傳統建筑材料，在特定范圍內對古建筑的復原，嚴格講屬于文物修復范疇。
仿古建筑形式的興起，有其原因。世界性文化交流的沖擊，促使建筑形式向多樣化方向發展，在設計價值取向上便走向了二元化。一方面強調建筑形式要順從社會文化的圖解和發揮建筑師的個性；另一方面強調體現歷史特征和民族風格的創作思想和傳統文化的傳承。而對二元化的選擇，在歷史責任心和民族自豪感的驅動下，深感創造力貧乏的建筑師們，便開始挖掘傳統形式所固有的文化資源，這樣傳統建筑本身的文化因子與發展變化的社會因子，便成為仿古建筑形式興盛的原因。
仿古建筑中的文化因素可以分為幾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美學上，建筑總體造型和部件所示的各種美感上如動態美、對稱美、裝飾美以及韻律美等等，這些美感實際是人們經過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形式感，是經驗性和總結性的。中國的古建筑從“構木為巢，初始，人們也僅僅是為了“便于生”而“不能為觀樂也，因此沒有建筑形式的審美意識，實用功能是建造房屋的主要思想。
隨著建筑技術和建筑條件的發展，以及審美對象的擴大，使得功能的愉悅性成為建筑形式的重要內容。中國古建筑美感形式的確立取決于上述主觀方面審美價值的評價和客觀方面符合木構建筑“內在尺度”的藝術創造，比如正脊兩端的鷗吻，最初是起著固定作用的磚構件，這個過程是循環往復的過程，具有社會活動的重復性，它將形式美感信息“遺傳”給后人，世代沿襲，千古不變，這也許就是為什么中國式建筑不是“石頭的歷史”而是“木頭的歷史”的原因。
形式美感并不是仿古建筑興盛的惟一本源，古建筑民族風格和時代特征，間接地表現它所隱含的文化意蘊和歷史背景，比如漢代建筑屋頂尚未形成曲面，低日平直表現出簡約古拙的建筑風格，多少顯現當時經濟文化在戰事頻發后的整合與發展;唐宋時期產生的模數制是建筑走向成熟的標志，此時的建筑體量較大，頂舉折逐漸升起.建筑風格恢宏凝重，反映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凡屋有二分，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盡管古建筑形式是一貫制的，但是，正脊與垂脊構架的屋頂形式的差異，構件細部的明顯特征.自然成為表現建筑風格的重要內容一定時期的經濟文化條件決定一定時期的建筑風格，沒有個性化的建筑風格，就無法表現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仿古建筑的文化因素的第二個層面，是其作為一種建筑符號，一種信息的載體，所傳達給觀察者的內容。翁貝爾托?埃科在《符號學與語言哲學》中認為符號是“有意義地代替另一種事物的東西”，是用一種明確的信息單元來表達一些概念和具體事物的內涵。有些建筑學家認為傳統符號的應用只會造就對建筑的復古現象。認為仿古建筑其實也只是傳統建筑符號的復制與重復。而事實上仿古建筑采用并非一味的模仿與拷貝，是采用現代材質與建筑手段的基礎上的柔和傳統建筑符號，美學觀念，文化傳承，并予以提煉概括的新建筑樣式。這種建筑中的傳統符號的高度概括和提煉才是仿古建筑生存與發展之重要因素。真正尊重傳統的建筑并不是簡單的復古，更不是傳統符號的簡單疊加和堆砌，而是恰當地把握傳統的神韻，抓住其文化的精髓與內涵，并在建筑中予以恰當的體現。
同時在現今的社會語境下，建筑的形式包括仿古建筑的形式，正是人們消費的對象。無論建筑師是否想創造自己的紀念碑，他們都給公眾提供了一個和通常建筑形式不同的信息，足以成為人們獵奇的對象。如同現在出現的一些古鎮熱一樣，它們都是為了構筑消費的“豐盛”之物。在被大量的廣告和炒作之后，異化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信息突顯出來，激進的形式成為時尚、懷舊也成為時尚，都被劃進了人們的消費欲望中。
作為符號被消費的建筑，其深度也被消解，人們無需追問它的意義。仿古建筑的興起，反映著消費社會中個人意識的覺醒。人們內心中需要的身份識別，個性識別，用差異來體現區別，尋找古典的手段來對抗現代空間觀念，用傳統的本土化符號來對抗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侵襲。仿古建筑在這里異化為對抗與自我認同的符號。各地的古鎮熱，是本土化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
天堂杭州的清河坊，作為城市文化與歷史的因子，在文化傳承與符號傳播上都起到了不錯的示范作用。城市的改造者，在恢復和重建的過程中，就充分認識到了仿古建筑的文化特性，仿古并非只是形式，形神兼備才是關鍵。早在南宋時期，清河坊就作為南宋皇城中“前朝后市”城市布局中的“后市”，成為歌館，酒肆，商店云集的最大的娛樂消費區，自南宋元明清延續到民國初年，幾乎杭州所有有史可查的歷史名店的“前店后坊”的傳統商業形態也都源自于此。于是，對與清河坊的恢復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建筑或者規劃問題，而是一個“點、線、面”綜合性系統。在杭州清河坊系統中的“核心點”自然是極具文化價值的諸如胡慶余堂、鼓樓灣、方回春堂、葉種德堂、密大昌煙行等百年名店與標志建筑。恢復其傳統的建筑店面形式與保持其傳統的商業模式并重。而串起這些符號化的點的線，則是清河坊中的“四帶”，大井巷、河坊街、打銅巷與中山路。大井巷舊時為店鋪、作坊云集之所，其特點為晚清家族型商業的典型形態，店鋪形態多表現為前店后坊，并帶有居住院落。河坊街兩側，較之大井巷，則多是上居下店，不帶作坊的特色街面店鋪，一般經營的都是寫特色產品，諸如字畫古玩，土特產之類。中山路曾于1929年遇大火重建，正逢當時西洋風襲入中國，故當時有實力之商家就按照西洋風格建造店鋪，這些建筑有一特點，外表西式，內部均為中式之院落。當時剛好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故街道的建筑也反映了當時的商業特征。打銅巷，當時的手工作坊小巷，巷邊云集了眾多的響器作坊，多是店坊合一的商業格局。在“面”上，杭州清河坊緊貼吳山，鼓樓灣，綜合考量街坊，吳山與鼓樓在區塊的關系。街坊與吳山、鼓樓原本是緊密相融的，但由于后人在山體上不斷建設，相鄰的吳山與街坊的關系變得奇怪而疏離。于是，強調吳山與清河坊的在空間感覺上的聯系，使之相融合，是山景融入街景，制造與恢復“不出成果有山水，身居鬧市有林泉”的別致與快意。 “點、線、面”方法，在各個層次上把握建筑與文化的關系，形態與內容的聯系。恢復建樣式與建筑本身所具有內涵與信息并重。
清河坊歷時8年，完成了規劃中的三區四帶中的一區一帶，并著重的人文內涵的挖掘與漸進式的商業文化的導入與解讀，注重傳承與保護并重。時至今日也成為杭州具有歷史厚度，人文深度與人氣的仿古商業街。
仿古建筑中的社會因素在于旅游業的發展，國際性的文化交流，提高了旅游者的欣賞品位和情趣，訪古獵奇、返樸歸真的觀賞心理影響，景區旅游建筑的價值取向，仿古建筑愈加受到人們的青睞，隨之保持景區“文化生態”的平衡，也就成了旅游環境建設的理論問題。這種平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文物建筑區域，為了協調風格，一些旅游配套設施以仿古建筑形式出現；二是新辟區域或歷史文化城市，為了統一風格，一批新建和改建的仿古建筑形式出現。
至于某些特定的文化建筑，比如以歷史為背景的影視城，其傳統的建筑形式無疑是建筑師們創作的源泉，也是仿古建筑興盛與發展的直接導因沖天的高樓，直線的造型，光的污染，導致人們想要從緊張的情緒中解脫出來，古建筑以其生動的造型，柔美的曲線，徐徐展開的平面，成為抵消緊張情緒的“歸宿”，為人們找回了失落的“家園感”，人們可以站在同一個“地平線”，面對面交談，精神得以充分緩釋。
另一方面，建筑回歸傳統，而實際上，大家都在回歸符號，仿古建筑也成了回歸符號的代表。仿古建筑并不是生搬硬套古建筑形式，靠幾個建筑符號的拼貼與羅列，而是要從傳統形式的文化內涵，符號傳播，社會需求去把握建筑造型。傳統文化精神的回歸。任何建筑始終是“形而下”的有形之物，主宰它的應當是“形而上”的精神――失去精神的回歸。樸素、內斂與節儉，是古人修養的高境界。在盲目追求奢華的現代建筑潮流中，需要回歸的正是這個傳統精神。傳統文化精神的缺失，對于過度的建筑形式的關注，這是目前仿古建筑設計的誤區，要走出誤區，就必須從民族精神實質上下功夫，真正提高建筑文化和歷史文化方面的素養，增加辨證思維，正確處理“仿古”與“復古”的關系，惟其如此，仿古建筑形式才得以真正弘揚民族文化，體現傳統建筑風格改善我們的建筑環境，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才能在世界建筑文化領域占有更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