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具史——唐代的“床”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之一,唐文化是當時(7世紀一9世紀)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有英國學者曾說——“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唐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詩首一個“床”字讓很多人疑惑,這個“床”究竟是床是窗還是……對此,答案無數,其中有五種較有代表性的說法:一指井臺;二指井欄;三指“床”即“窗”的通假字;四則取床本義,即坐臥的器具;五解釋為胡床,胡床不是床,而是古時一種可以折疊的輕便坐具,像現在我們稱之為“馬扎”的一種坐具。
胡床是西北少數民族的生活用具,西北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對唐代家具影響最大的便是胡床。而唐代家具由于其品類繁多、樣式豐富多彩,成為中國家具史發展時期的突破階段,僅“床”一概念,即寬泛、名稱繁多,值得一探究竟。
唐代的“床”
由坐席而轉為高坐具上的垂足坐是中國家具發展史中的一次大變革,雖只是家具的增高,但在社會生活中引起的變化卻很大,比如觀念,比如生活習俗乃至禮俗種種,甚至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這一番變革并非成于一朝一夕,而是經過了一個持久的過渡。
唐代是低型家具與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盤腿坐與垂足坐并行的時代。不妨以陜西三原唐李壽墓為例。墓葬年代為貞觀五年,即公元六三一年。墓中置石槨,象征墓主人生前的寢殿。石槨內壁滿布線刻畫,茵褥、隱囊、挾軾、筌蹄、胡床;食床、暖爐;棋局、雙陸局,畫中侍女捧持的諸般器具,表現了當日貴胄家居生活之一般,而家具的時代特征正由此見得鮮明,那么把它作為與后世便于比較的一個標識,也大致合宜。
▲陜西三原唐李壽墓石槨線刻畫摹本
這一時代的家具中,最為特殊的一類是所謂“床”,換句話說,即床的概念變得格外寬泛,—凡上有面板、下有足撐者,不論置物、坐人,或用來睡臥,它似乎都可以名之曰床。
比如作為尊位的坐具。《資暇集》卷中“座前”條:“身卑致書于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幾前之一等。案,座者,座于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于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作者李匡乂是唐末五代人。床作為尊位之坐具原可上溯到東漢及南北朝。尊者“座于牀”的情景,在唐代筆記小說中很常見。《太平廣記》卷三○一引《廣異記·仇嘉福》:“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一少年”,少年欲與之同行,而引其入華岳廟,“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幕云黯,陳設甚備。當前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倚牀坐嘉福”。所謂“貴人”者,太乙神也。
又《法苑珠林》卷六十四引《冥報拾遺錄》:“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據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腳,擲元禮于階下。”是牀在階上也。
兩則均為初唐故事。又唐末皇甫氏《原化記》中的“車中女子”,曰一入京應舉的書生被兩少年強引至一處,“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坐定”,而后有女子乘鈿車至,“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局而坐”。此車中女子,原是一位很有俠氣的賊首。幾則故事中,除竹倚牀和繩牀是椅子之外,余之言床者,均是作為尊位的坐具。以唐五代繪畫為比照,這里的情景便很容易明白。如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的一幅,繪佛圖澄為后趙皇帝石虎說法,佛圖澄立于左,右設一床,床上設案,石虎的位置,正是“當案而坐”。壁畫時代為初唐。
▲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三窟北壁壁畫(初唐)
五代衛賢所作《高士圖》或者也可以引在這里,畫中占據居室中心位置的是床,床兩邊設凳,床上一具柵足書案,案上放著展開來的書,書帙卷裹著的卷軸置于案足。所繪坐具與前舉敦煌壁畫正是大致相同的格局。而《高士圖》本來有著刻意求古的成分。
▲《高士圖》五代衛賢(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又有一種床,該算一般的坐具。《文苑英華》卷五一○錄崔融《耽書穿床判》,前述事之始末曰:“孔安家貧耽書,一座數載不移,故穿床。邑宰以為惰農,遂蒙笞責。廉使謂高賢。”崔融自是廉使意見的贊成者,以為邑宰“徒有望于勤農,終致慚于勵學”,此且不論,所謂“一座數載不移,故穿床”,是床乃坐具也。
又《太平廣記》卷三十九錄《廣異記》中的麻陽村人故事,曰辰州麻陽村人,有豬食禾,人怒,持弓矢伺之。后一日復出,人射中豬。豬走數里,入大門。門中見室宇壯麗,有一老人,雪髯持杖,青衣童子隨后。問人何得至此,人云:“豬食禾,因射中之,隨逐而來。”老人云:“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亦甚乎?”命一童子令與人酒飲。前行數十步,至大廳,見群仙,羽衣烏幘,或樗蒲,或弈碁,或飲酒。童子至飲所,傳教云:“公令與此人一杯酒。”飲畢不饑。又至一所,有數十床,床上各坐一人,持書,狀如聽講。云云。“牽牛蹊人之田”,是用著《左傳》的典故,見《宣公十一年》。這里的“老人”原是河上公,“童子”乃王輔嗣,到了仙界聚在一處,《老子》的注釋家于是成為河上公的侍者。
唐人筆下的志怪故事多充滿人間煙火氣,故事中的這一場景也是從生活中來,這里仍不妨援圖作注。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時屬晚唐的一幅,繪禪椅,繪衣桁,衣桁前面繪一張床,自是臥床,與它相對的兩具小床,“床上各坐一人”,其情景與麻陽村人眼中所見似乎相差無幾。此中另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便是禪椅與坐具的床并行,然而坐姿無異。
▲敦煌莫高窟第一三八窟南壁壁畫(晚唐)
平居宴飲時用為坐具的床,形制與臥床并沒有太大的區別,不過陳放的場合及附加的陳設不同而已,如故宮博物院藏《韓熙載夜宴圖》,如波士頓美術館藏宋摹《北齊校書圖》。張鷟《游仙窟》中說到主人公與十娘、五嫂見面后相隨上堂,堂設八尺象牙床和文柏榻子,三人會飲便周旋于此間。其后主人公與十娘偕往臥處,方有共眠之牀,乃屏風、彩幔、香囊、枕席,一一布置。《韓熙載夜宴圖》所繪與之仿佛,只是作成了連續的畫面。但力求寫實的畫家并沒有因此把細節忽略,他特別為臥床仔細畫出帳幔及其床側就寢用作掛衣的衣桁,而這也正是宴席坐具與寢處臥具的區別所在。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一種舁物之具也常稱作床。唐人傳奇《虬髯客傳》曰虬髯客宴李靖、紅拂于中堂,“家人自堂東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薄鑰匙耳”。又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朱崖邀飲楊欽義于中堂,“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起后皆以贈之”。又《太平廣記》卷一一五錄《廣異記》中的李洽故事曰:山人李洽自都入京,行至灞上,逢吏持帖云:“追洽。”洽視帖,文字錯亂,不可復識,謂吏曰:“帖書乃以狼藉。”吏曰:“此是閻羅王帖。”洽聞之悲泣,請吏暫還,與家人別。吏與偕行過市,見諸肆中饋饌,吏視之久,洽問:“君欲食乎?”曰:“然。”乃將錢一千,隨其所欲即買,正得一牀。與吏食畢,甚悅,謂洽曰:“今可速寫《金光明經》,或當得免。”這一類舁物之床,或者均為矮足之案。
矮足之案中又可以大略分出食床與茶床。朱慶馀《題任處士幽居》:“惜與幽人別,停舟對草堂。湖云侵臥位,杉露滴茶。山月吟時在,池花覺后香。生涯無一物,誰與讀書糧。”“湖云侵臥位,杉露滴茶牀”,其茶床式樣大約即如遼寧省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各藏一幅的《蕭翼賺蘭亭圖》所繪,為長方形的四足小矮床,陸羽《茶經》中說到的“具列”,也是此物。
▲《蕭翼賺蘭亭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關于食床,見敦煌文書《辛未年正月六日沙州凈土寺沙彌善勝領得歷》:“新六腳大床壹張,方食床壹張,新牙床壹,新踏床壹,故踏床壹,又故踏床壹,無當頭,肆尺小踏床子壹,畫油行像床子柒箇,新方床子壹。”(伯·三六三八)這是把食床與他床并列而顯出區別,可見各有形制與用途的不同。唐代食床目前可以判明形制的大約有兩種,前舉李壽墓線刻畫所繪下為壸門座者是其一。又日人寺島良安編《和漢三才圖會》,“食床”條為之繪出一個四足的小方桌,釋之曰“飯臺”,雖然時代后此很久,但依前引《歷》中的形容,且以茶床為參照,二者形制應相去不遠。《歷》中的“辛未年”,乃公元九一一年。而此際食床似乎正有過渡為桌子的趨向。五代詩僧齊己《謝人寄南榴卓子》:“幸附全材長,良工斫器殊。千林文柏有,一尺錦榴無。品格宜仙果,精光稱玉壺。憐君遠相寄,多愧野蔬粗。”錦榴,亦即詩題中的南榴,乃癭子木,以有天然紋理而為時人所喜。所謂“一尺錦榴無”,是癭子木鮮有大材也。或云此為陳列祭品的高桌之屬,似非。詩中所詠均與祀事無關,“仙果”、“玉壺”,都是酒食的美稱,后面的“野蔬”正作謙詞與它對應,則南榴卓子自是作為日常用具的食床之類,不過以“卓子”之稱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從這里卻也正可捕得觀念轉變的一點消息。
▲敦煌壁畫中的食床
總之,席坐時代家具的完備與成熟在魏晉南北朝時被打破,唐代作為轉型期,家具名稱、功能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或曰不很確定,同樣的名稱之下,卻未必有與之嚴格對應的器具,關于床的若干事例,正是反映了這一點。